林则徐因主持虎门销烟，严厉打击洋商针对中国的鸦片走私，而在中国近代之“民族英雄”序列中占有一席之地。但吊诡的是，这位禁烟英雄，在他宦海生涯的后半段，却转而主张国人应广种鸦片。

不过，若能仔细体味其前后主张之理由，则不难发现，林氏的前后逻辑其实相当一致，并无变化。

1838年9月，林氏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，如此描述鸦片必须严禁的理由：

“当鸦片未盛行之时，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，故杖徙已足蔽辜；迨流毒于天下，则为害甚巨，法当从严。若犹泄泄视之，是使数十年后，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，且无可以充饷之银。”①

1847年初，经历流放重回政坛、时任陕西巡抚的林氏，在给友人文海的书信中，如此描述其赞同广种鸦片的理由：

“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，于事无妨。所恨者，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。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，则孰不愿买贱而食？……（若白银在）内地自相流通，如人一身血脉贯注，何碍之有？……但恐此等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。”②

严禁也罢，广种也罢，在林氏的逻辑里，“朝廷利益”始终被置于最优先考虑位置——呼吁禁烟，是担忧朝廷无可用之兵，无可用之饷；主张种烟，是因为若能让百姓都买国产鸦片，则白银只在“内地自相流通”，朝廷饷银必能保证。林氏唯一的“恨”和“忧”是：内地百姓爱高质量的洋烟胜过低质量的土烟，不肯“回心向内”。

林氏曾有名言：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，就鸦片问题而言，无论严禁、广种，林氏都没有辜负自己这句名言；在“朝廷”与“民生”之间，林氏一直坚定地与“朝廷”站在一起。1879年，国产鸦片自给率已高达80%以上，可惜林氏已于1850年去世，未及“躬逢盛世”。